友熊部落区块链（非洲“淘金客”的得与失：获得百万股权，也曾被枪指过头）

　　友熊部落区块链（非洲“淘金客”的得与失：获得百万股权，也曾被枪指过头）

谢翱正在进行的网络直播

记者 梁婷 张雅丽

编辑 刘汨 宋建华

一封遗书和一份100万的意外赔偿，是于熊为自己的非洲之行做的最坏打算。“绝对能赚钱”是非洲对谢翱最强烈的诱惑，他要来这里赚够装修房子的钱。而王涛则把“到非洲去”视作自己人到中年的一次重新开始，它承载着他想要拥有自己事业的决心。

　　

在这块被“淘金客”们称为“价值洼地”的广袤非洲大陆上，正散布着200万远离故土的中国人。他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寻找着获取财富的机会。自踏上这片土地起，“淘金客”们便试图尽快了解这里，开掘这里，与这里建立起关系。

　　

有人用“熬”形容在这里淘金的过程。熬过去的人把这里视为“第二故乡”，而那些正在熬着的，则不断用挣钱的信念鼓舞着自己在这里待下去。

　　

在这里停留的越久，“淘金客”们便越会感到自己与国内在时空上的错位。两地完全不同的发展步调，使他们担忧着未来的自己究竟还能不能“回得去”。许多人在这里完成了从0到1的财富积累，但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却也仍是个问题。

　　

马立云和非洲同事在一起

“逃”往非洲

上飞机前，于熊在奶奶的箱子底下留了一封遗书。信里面交代着，如果自己出事了，公司赔偿的100万要怎么花。

2016年3月27日，北京仍在早春的寒冷中，裹着毛线外套、穿着秋裤的于熊登上了飞往尼日利亚的航班。相隔7个时区，飞行20小时，在埃塞俄比亚转机一次，这是于熊第一次出国。

而7个月前，来自湖北的谢翱也是从“乌泱泱全是中国人”的埃塞俄比亚转机到卢旺达。埃塞尔比亚是中国飞往非洲的几个主要中转地之一。谢翱从上海出发时，手里费劲拎着两个大书包和一个手提包——这是谢翱第一次坐飞机，他以为机场的手推车要收费，没敢用。

去非洲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意外”。正常的生活偏轨了，他们想为自己的生活寻求新的出路。

辗转在河南、湖南、福建、安徽和山东，1989年出生的谢翱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各地打工，工作大多与售卖床垫相关。

2014年，谢翱把结婚提上日程，他借钱准备好婚房，然而女方家长提出的20万彩礼钱却最终让这场婚事告吹，女孩和他分了手。

那之后，他脑子里每天转悠的就是挣钱，靠卖床垫以及兼职淘宝刷单，谢翱一个月能挣到15000元。但这对他来说还是不够，前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他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打工只是积累经验，永远无法积累财富，而只有有了财富才能突破生活的限制。

“国内一年挣十万，卢旺达月入十万”，谢翱被在卢旺达做二手服装生意的朋友说动，他辞掉国内的工作，前往朋友口中“绝对能赚钱”的非洲。

而对于于熊来说，去非洲更像是一次“绝处求生”。2012年大学毕业在老家水利局工作3年后，于熊去了上海设计院的一家分公司。设计院的工作安逸清闲，于熊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下班之后，就是陪妻子逛街买菜。

变故出自2015年初，于熊的父亲和爷爷相继得了癌症，治疗费用消耗着于熊工作三年的积蓄，缺钱是28岁的他最大的人生难题。也是在那时，单位有了一个外派非洲的机会，年薪超过三十五。

挣钱，摆脱在国内的困境，成了于熊和谢翱前往非洲大陆的唯一驱动力。

他们对那片土地并不了解，谢翱曾以为非洲全是沙漠，出门都要带枪，野生动物满屋子窜，他说自己“就这么摸黑去了”。他们都没想到过，自己将会获得怎样的机遇，又会经历怎样的凶险。

据《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如于熊和谢翱者众多，非洲华商在行业上高度集中，他们大部分从事着资本和技术程度较低，利润率也较低的餐饮、贸易、轻工业等行业，目前已有近200万中国人在非洲大陆上生活。

纳米比亚的中国人一起欢度春节

“尴尬”关系

从飞机降落那一刻开始，不适就跟着来了。

于熊办理入境手续时遭遇了“敲诈”。他在白人后面排队，白人顺利通过，排到他时阻挠开始，装作听不懂英语并没有帮助于熊应付过去。20分钟后他放弃了，主动交了100元人民币。于熊第一次体会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连生气的底气都没有是什么感觉。

这只是和当地人打交道的“第一课”，有人用3年都没能平复自己的愤怒。

工人的懒散到现在都能把谢翱气得抓狂。要求切割尺寸为50cm的木块，全部被当地工人切成5cm，他们却“嘿嘿”一笑带过。谢翱的抱怨无处安放，至今愤愤不平。机器永远不会在下雨前被搬到屋子里，工人们总是雨点落下后才动手，“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有真正的勤劳。可是这里几乎没有。”

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冲击更大，国内村民打架无非是刀棍，而当地两个村为争夺水源地，拿着几十把枪对射，十几条人命瞬间没有了。于熊项目所在附近曾是曾经食人族部落所在地，他甚至见过菜市场案板上摆着人的胳膊公开买卖，后来他才知道，在当地人死了之后，是可以把身体卖掉的，这和喜不喜欢吃肉没关系，而是源于对传统巫医的信仰——人的躯体，在当地人看来，尤其女性的生殖器官和血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和灵魂的。

于熊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要再“熬”一下。

张洪博和于熊同是80后，他2007年就来到非洲，在国企做工程项目管理，进行道路建设、供水排污、矿业开发这一类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没水、没电、没信号的“三无地区”一住就是一年半载，1个多月联系不上家人，40度的高温几乎撑满全年，张洪博心情很焦躁。而当地人的一些陋习也让他受不了，“家里边有人去世”是请假的常用理由，迟到更是频繁，屡禁不止的偷盗让他难以接受，恨不得马上离开。

但观念的改变也在一点点发生，当地人不愿意为了钱加班这一点尤其触动了张洪博。节假日是当地人享受跟家里人相聚的时间，周末的双倍工资毫无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挣钱妨碍了和家人在一起，那便得不偿失。张洪博前不久向公司提出了申请，这个项目完了之后回国，打算在公司总部工作一段时间，多陪陪家里边人。

张洪博的同事马立云也对此深有同感，她在非洲见到了传说中的原始部族辛巴人，也叫红泥人，这个部落维持着500年前的生活方式，终年裸露上身，用红土混合黄油涂抹在皮肤和头发上，而且拒绝政府提供的现代生活。

严格的国家劳动法给她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工人结束合同要根据对方工作时间长短提前一星期或一个月通知，开除工人更是不容易，要经过繁琐的听证程序，并且对方要有重大的错误才可以，由此造成的矛盾她需要不断地给中国工长做工作，让他们了解并适应当地的法律，不能延续国内的工作习惯。

“你们要死了，一定要在墓碑写上‘工作至死’。”当地朋友时常这样打趣中国人。相比中国人，他们要求有“pay weekend”，不愿意加班，拿到工资他们要有陪家人购物的时间。慢慢的马立云也理解了这种享受生活的态度，她的想法也在发生着变化：“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工作。”

在非洲，也有中国人使用更加“融合”的方式进行管理。2008年，还在服役的王涛曾被派到西非利比亚执行维和任务，8个月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当地物资的匮乏，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几乎三餐离不开土豆。回国退伍以后，他把南非作为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站，在南非的小型农场试验成功后，他在纳米比亚稳定了下来。

当过兵的王涛在对当地工人的管理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时候要勤奋，休息的时候再休息。”每周一的讲评会都是王涛的动员大会，表扬，现场发奖金，激励具象化呈现，工人们都很拼，开农场的两年间，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懒散的有，朴实的也有。”

中国企业建设的水井完工

带走的

熬过最初对生活的适应期后，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工作。

清货，摆机器，生产，组装床垫，2015年7月15日抵达卢旺达后，谢翱便迅速投入工作。两个月后，他的第一家店面正式营业。但生产出的床垫却根本卖不动，堆墙角的材料开始生锈，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谢翱严格限定了自己的生活费，每个月不超过300元。

卢旺达当地市场上售卖的通常是价格便宜的海绵垫，而谢翱生产的弹簧垫，虽然品质更好，但价格也要更高，市场并不好。他有点待不下去了，在纠结中两次返回国内尝试别的生意，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只能再咬牙出来试试，“毕竟在卢旺达好歹是个老板，自己管自己。”

回到卢旺达后，和一位华人朋友的饭局为他打开了局面，经这位朋友介绍，他终于卖出了17个床垫，这是他在卢旺达的“第一桶金”。

3年之后，谢翱拥有了自己床垫家具工厂和一家小酒吧，做床垫生意两个星期挣到的钱，是以前他打工2年才能挣到的。他甚至开了一家传媒公司，把国内火爆的网络直播也带到了非洲。

第一次坐在镜头前，谢翱有些紧张、拘束，一场直播结束，网费花了近200元，收益却仅有2块。4个月以后，一场直播的收入已经又400元。当然，直播的“主角”还是非洲当地人。 他在自己的床垫厂张贴招招聘“主播”的启事，一个月300块人民币的工资吸引来了8个人，经过面试挑选，“老王”、“三妈”、“马学友”成了谢翱手下的艺人。

主播们的中文还不错，能跟着节奏哼唱“纸短情长，道不尽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这样的中文歌，时不时的还能对打赏“礼物”的观众说上一句“感谢XX哥”。

有时候，谢翱也会走进非洲的寻常百姓人家，墙壁裂缝的小泥屋里面，地面坑坑洼洼，饭桌就是铺在泥巴地上的一块草席，一大碗米饭里只搁着一块六分之一碗口大小的牛肉，屏幕里弹出了粉丝们的感慨。

拍摄结束，谢翱给这一家人留下了50元人民币，这是这家人一个月的房租。 一个在国内和谢翱开过淘宝店的合作伙伴看到直播后，给谢翱发来了想到来卢旺达发展的消息。“他们排着队地想来！”说起这个，谢翱有点得意。

初到尼日利亚的时候，于熊的工作强度远胜国内的朝九晚五。每天6点爬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加班到11点是常态。写不完的邮件，看不完的报表，见不完的业主、承包商、供应商，还有开不完的会。

于熊挺过了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如陀螺一般的生活，“我当时目标很明确，我是来赚钱的，苦和累无所谓，被人刁难我也无所谓”。

于熊给自己的期限是5年。在2017年之前，他在尼日利亚做自来水厂的项目经理。后来他来到坦桑尼亚做陶瓷厂生意，从项目经理到原料采购经理再到总经理助理，生活舒坦了许多。不用加班，还有周末可以休息，晚上他喜欢到海边喝一杯酒，或者去咖啡馆看书。今年年初，他在公司入股120万，股权能兑换600万到800万，而代价是5年之后才能离职。于熊终于看到了财务自由的希望。

相比物质上的收获，对于待了一年半的尼日利亚，于熊另一重感受来自于对生死的感悟，“抛开生死之后，很多东西你就会看的比较淡，自己好像开始算是活明白了。”

关于生死的那件事发生在2017年初。那天夜里11点，于熊和发高烧的工作伙伴借用了政府的车，要连夜赶回700公里之外的尼日利亚拉各斯。路过一个村庄时，树桩和零散的钉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停下来的那一刻，冲出来5个人，其中一个人拿着猎枪，直指于熊的脑袋。

开着政府的车帮助他们逃过一劫，对方有所顾忌，拿了7000块钱走了。枪从脑袋上拿走之后，于熊全身都没劲了，瘫在座位上，感到后怕。刚到非洲的时候，于熊会用浮夸的言语和动作展示自己的存在感，而这以后，他好像突明白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假的，活着才是真的。

王涛的蔬菜生意做的也不错，纳米比亚每年要从南非进口二十万吨果蔬类产品，这里本身是具备种植的土壤基础，但当地人没有基本的种植技术，育苗、栽培、管理几乎都不懂，土地大量闲置，当地政府很欢迎去发展农业。

500亩地，11个中国员工，70个当地工人，王涛用2年时间，把农场发展到了目前的规模。王涛确定了“以公司带农户”的模式，他负责搞定基础设施建设，把土地承包给中国人，每一户中国人带10到15个工人运营自己的承包地，产品由王涛负责销售。

华人华侨、中资企业、大型超市是主要的买家。销量最好的蔬菜青椒和洋葱几乎每天都要不间断的出货，一年有将近1000万的销售额。王涛计划明年扩展到2000亩，他对纳米比亚的农产品市场非常看好，供给一直跟不上需求，他从不担心过产品积压问题，产品生产量不够反倒经常困扰他。

非洲当地的持枪军警

留下的

在卢旺达的几年，谢翱见证了这里的“中国印迹”越来越重， 2016年中国人开的第一家KTV正式营业，很快四五家KTV跟着做起来了。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几家中国人开的超市，超市里辣条的销量非常可观，17块人民币一包，很快销售一空。还有薯片这类零食也出现了，当然价格同样高了两三倍。

不只是收获利益，谢翱也想留给非洲大陆一些东西。他会把一些废旧的床垫和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送给当地人，换来的是鞠躬甚至哭泣的感激，这是他在国内奔波10年来没有感受过的“成就感”。谢翱还花16万买了一块工业用地，打算在这里建一所学校，他把这个解读为一种树立声望的需要。

最早到非洲的张洪博，10年间看着这里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企业涌入。2007年的时候中资企业还不多，2010年以后，央企，国企之外，省级和民营企业都开始聚集。2007年之前公司签的项目中，2000万美元的合同额就是大项目，现在五六千万的项目都非常多，有的项目能达到两亿多美元。我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一次采访时曾提到，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对非各类投资存量超过了1000亿美元，几乎遍布非洲每一个国家。2017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是31亿美元，是2003年的将近40倍。几年前施工常见的工程材料在当地找不到，钢筋水泥都要进口，物资供应非常贫乏，这几年很多个人投资的钢材厂和水泥厂开建了，还有很多人承包土地开发农业。

张洪博有过最真实的体会，“朴实”的当地人愿意把家里最重要的财产送出去。2011年塞内加尔的项目是在距离首都500多公里的一个乡村修建水塔，通过水泵将地下水抽到水塔上面，再设管道延伸到周边相隔十几公里的村庄。当地没有供水设施，以往的饮用水，都是要挖很深的土井，吊水桶下去盛。

水塔竣工后，这里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了自来水，张洪博看着附近村的几十个人都跑过来，大人小孩围着水塔载歌载舞。张洪博走之前，村民送来了几只鸡和鸡蛋，这已经是当地人最宝贵的东西，拿到手里，他觉得很重，这是他在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很感动的，以挣钱为目的的行动，确实对当地人的生活有很大的改观。

为了不想让当地人产生一种中国人就是过来抢夺他们资源的心态，每完成一个项目，张洪博施工队的板房都会留给当地人作为校舍使用，或者利用现场的一些材料给他们建房子，区块链平台修学校，偶尔还参加镇上的大规模垃圾清理活动。

这些事情张洪博做了很多，但他发现改变依然是很难的。初到非洲时“我从一个发展很好的国家到你那儿去’的优越感很快消失殆尽，他想去改变，但最后发现什么都改变不了了，“我们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和他们的生活条件上有一些推动，但对他们的文化很难有什么影响。”

运送蔬菜的车一趟一趟来回，王涛的蔬菜大棚还想搭到安哥拉去；于熊也又一次调岗了；谢翱早已赚够了装修房子的钱，他还想着着建学校、开旅店。他们仍在这片“价值洼地”上开掘着。“很多东西都像谜一样，我也说不清，只能先做着看。”谢翱说。他怕闲下来，他在等着那样一个爆发点，一个更大的上升空间。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本文由树木计划支持，北青深一度独立出品，首发在今日头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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