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启蒙老师梅茂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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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启蒙老师梅茂馥

致

恩

师

TEACHERS' DAY

六十八年前，1953年9月，我背着书包“发蒙”的那天，第一个见到的是我的启蒙老师梅茂馥。梅老师年逾五十，戴一副老光镜，在我们这些娃娃眼中，已经是“奶奶级”的老人了。她在这所学校已任教多年，从校长到教职员，一律尊敬地称她“梅大姐”。老师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浅浅的麻窝，即便是对我们慈祥地笑，也显得不美。偶尔生气的时候，严肃的眼光从镜片中透射出来，就真有点吓人了。她当我们班主任，从一年级甲班一直教到六年级甲班，同时教我们的语文（包括习字）、算数（包括珠算），其间一直未中断过。待我们毕业之后，她便“彻底退休”，到北京去与她的儿子一起过日子去了。

梅老师出生在一个开明的书香世家，受到传统文化和新潮思想的双重浸淫。做了她六年学生，渐渐体会到她的博学、睿智、善教，以及她那正直、开朗、开放的性格。

大约是“家学渊源”的缘故吧，老师上课的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吐出“之乎也者”之类的词句来，让七八岁的孩子们摸不着头脑。她对我们进行品德教育时，也经常“用典”，如“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接着会对我们讲三国时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又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接着又会讲“抱柱之信”的故事。她要求我们珍惜光阴，说“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老师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睁大了眼睛，安静地听，初时似懂非懂，久而久之就入了迷。

老师口中的故事真是多啊！老师给我们讲过“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惨景，她亲眼见到死难者的胳膊挂在烧焦的电杆上，从小激发起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还讲过她游览故宫的见闻，说光绪皇帝聪明，把西洋的自鸣钟拆散了，还能重新组装回去，慈禧太后每餐要摆上几十样菜，过年过节则是128样菜，还嫌“没地方下筷子”。老师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她自己的故事，那是解放前，班里转来一个新生，师长的儿子，每天上学，由一位护兵送来。那位护兵挎着一杆“盒子炮”，神气得很，上课时也不离去，就在窗外晃荡，弄得学生们不安生。老师数次请那位大兵离开，均未果。老师发了脾气，径直找到校长交涉：有他无我，当兵的再不走人，我明日便辞职。结果是师长退让，撤走了护兵。老师的刚直不阿，由此可见一斑。

老师吸烟，不多，还喝点小酒，也不多。她只喝一种中药炮制的酒：五加皮，说是能补中益气，活络筋骨。有时碰巧酒喝光了，她会掏出零钱，叫我们去巷头的小店为她“打二两”。我曾是最积极的跑路者之一。瓶中的五加皮酒，发着诱人的琥珀色的光泽。我会“猴”着老师，要喝几口。老师拗不过，总会让步：“娃娃，只许抿一口啊！”至于烟，则是绝对不让我们沾的。

毕竟是由“旧学”熏陶出来的，梅老师在讲堂上朗读课文时，念的虽是新内容，用的却是一种称之为“唱读”的调门，有几分像川剧唱腔，拖声摇摇地：

工人~~~爱~~~机器，

农民~~~爱~~~土地，

战士~~~爱枪~~~又爱炮，

学生~~~要爱~~~书和笔。

老师一边读，一边微微地摇晃着头，下面几十只小脑袋也跟着摇头晃脑，只不过我们摇摆的幅度，又要夸张许多。我进初中后读到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课，心想梅老师这副作派，与那位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读“铁如意~~指挥倜傥”，恐怕是一脉相承的。

老师教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将“回”读成“huai”（音“淮”），将“衰”读成“chuai”，（音“揣”）。她说这样读才“合韵”，这大约也是从她那专治“小学”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后来，学校不兴“唱读”了，破旧立新，要推广普通话教学，梅老师费了好大功夫才跨过这道坎，但普通话始终说得不标准，害得她的一帮弟子，也都不标准。

虽说是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老教师，梅老师的教学理念却并不保守。班上一位小男生叫娄华大，暑假里每天到河边码头上“批发”几十斤地瓜，然后沿街叫卖，每斤加价5厘钱，到开学时，居然攒足了学杂费。梅老师对此大加赞赏，好多次在全班同学面前夸他有志气；对待“生与死”这类大事，老师也没有迷信色彩，或者甚至可以说相当豁达。有一段时间，也不知是那里吹来的一股风，大家都怕起“死”来，忧心忡忡的，进而小心翼翼地讨论世上究竟有没有鬼神。老师晓得后坦然地说：“娃娃，你们怕什么，我像你们这般大年纪的时候，就死过一回呢。那次我得了重病，米水不进，一连几天昏迷不醒。父母都以为我死了，小棺材都买回来了。可是（这时我们都听得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可是慢慢地，我又听见了妈妈的哭喊声，我又苏醒过来了。你们想，那次我要是真的死去，不就象睡着了不再醒来一样吗？”我从小不迷信、不怕死，感谢老师给了我豁达的生死观。

老师爱搞家访，那时我家住在老城东华观巷30号一座大院里，与学校是“门对门”，我家自然成了老师家访的“首选之地”，一学期总要来好几次，故而父母对我在学校的表现“了如指掌”。但我从不怕老师来我家，因为老师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七岁八岁狗都嫌的男孩，焉有“不坏”的？又能“坏”到哪里去？）老师来得多了，与父母成了知己，交谈的话题，往往偏离到爪哇国去了。

老师反对读死书，课间与同学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踢毽、跳绳，常带我们看电影。大约三年级开学时，班上转来一位日本同学，叫山下秀成，身体敦实，大家喜欢与他玩摔跤，失败者会被重重地摔在地上，摔得屁股好痛，老师见了，也并不制止，由着我们去闹，也未见有摔伤胳膊腿的。

愉快的郊游

说到每学期一、两次的郊游，则是我们的盛大节日。六年中玩遍了鹅岭公园、西区公园（动物园）、枇杷山公园等。但老师最钟爱的地点，则是道教胜地老君洞，每年差不多要去一两次。我加入少先队的宣誓仪式，便是在这里的一间殿堂里举行的。在储奇门乘轮渡过长江（船票4分），顺着黄葛古道，一条被树荫浓密的黄葛树包围的石板大道，往南山上爬，两三里后便会到达老君洞这座道观的山门。进得山门，但见松柏森森、古木参天，观内分布着若干有着千百年寿命的殿宇和石雕。重叠的殿宇依山而建，飞檐翘角，极为雄伟，举目远眺，长江、嘉陵江分割着古朴的重庆老城，城里的街巷车马，清晰可辨。

因为经常来，成了“熟客”，道长会出来招呼老师和学生们，并在庭院的石桌上摆上茶水。老师宣布休息片刻，她会利用此时，带着几位班干部，在周围百十米的范围内“埋设矿藏”：将几十张事前写好“金矿”、“铁矿”的纸条，塞在目力所及的枝头上、或埋在大花盆的松土里，甚至藏在泥塑神像背后，当然多少得露出一点端倪，或者用粉笔在地上写下“十步之内有石油”之类的提示，让孩子们在难与不难之间，总能将各种矿藏“挖掘”出来。待三五成群的“地质勘探小队”出发之后，庭院内清静下来，老师会燃起一支烟卷，品茗着“盖碗茶”，一边悠闲地与老道长探讨“道所道，非常道”，一边等候着孩子们“载誉归来”。有一次我同时找到两种矿，跑去向老师报捷，她摸着我的头，夸奖我，似乎又要说出“孺子可教也”一类的话。“探矿”这类游戏在老君洞曾多次进行，但孩子们乐此不疲，因为每次都有新花样。

夕阳西沉，下山的时候到了。女孩子们簇拥着老师，沿石级缓缓而下。按惯例，郊游之后，老师会以此为主题，要求大家写一篇作文。几个成绩好的女孩子总会故作痛苦地问老师：“下周又要写作文了吧？好难写啊，怎么办呐？”

作文课

老师严谨的教风，体现在她的作文课上。

怎样写作文，老师讲得不多，只是让我们多写，一学期至少有七八篇吧。但她对我们的作文，批改得很快，而且极其认真。收上去的几十本作文，最多一两天就会发下来。老师的批改，是用小楷毛笔沾上红墨水写就的，永远是那么娟秀、规范、一丝不苟。她会地将你的错别字勾画出来，并在旁边划出一个门字形的符号，要你把正确的字，填在“门框”内，填对了，下次作文本发下来，你会看到，门形符号封口了，变成了“□”。

我写国庆节，有一句“盛大的示威游行开始了”，老师把“示威”两个字勾去了；一次写“我的理想”，我写到“当我穿着蓝色的制服走上讲台…”，老师删去“穿着蓝色的制服”，批语是：“教师没有统一的蓝制服”。还有一次写老君洞郊游，我写到“洋槐花的香味啊，将我送上老君坡”，老师在每个字的下面都画上小圆圈，一旁的批语是“有诗意”，还把我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读了一遍，让我暗自得意了好几天。

就这样，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不再怕写作文了。

阅读课

最令人新鲜的是，到二三年级时，老师开设了一门“阅读课”。开学时，要求同学们统一买一两种课外书，每周总有那么一两次，由老师组织“讲读”。她其实讲得不多，主要是学生诵读。其中叙述的部分，由她领读，或全班齐读，对话部分则按角色，指定由各小组轮读，或男女生分别读。很快，阅读课渐渐成了大家最喜爱的一门课，也是课堂气氛最活跃，效果最好的一门课。教室里时而恰恰莺谛，时而蛙声一片，那动人的情景至今回味无穷。

阅读课培养了同学们读课外书的习惯。 自识得几百个汉字后，便在老师和父母的双重指导(布置?)下，读起了一批有插图的儿童读物，后来我惊喜地发现高年级同学不但有语文课本，还有一本厚厚的《文学》读本，便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寻得一本，读到“岳武穆枪挑小梁王”之类的篇什，喜得抓耳搔腮；到三四年级后，胃口更大了，便学着大人，开始啃大部头的小说，现在记得起的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那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稍后还有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以及《铁道游击队》，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当然象三国、水浒这类古典小说，先是看连环画，忍不住再读原本，遇到读不懂的诗词之类，就干脆跳过去，典型的囫囵吞枣。

阅读课还积下了我的第一批藏书，如今记得的有《丁丁游历北京城》，《泰山游记》，到四五年级后，又有了《红裳》、《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等等。这些书，家里早已找不到了。但我依然感谢梅老师早早给我们开设了阅读课，使我受用无穷。

告 别

1959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老师也退休了，她的晚年将在北京度过。“六甲班”的最后一次班会在鹅岭公园的一间石屋里举行。老师望着眼前这一群教了足足六年、又即将长别的孩子，眼光里满是慈爱，我们望着白发苍苍的老师，心里充满了依恋，但实在也说不出什么开心的话来。我鼓起勇气说了一句，将来我要像你那样，也要当老师。还有几位同学说，老师你要多保重，将来我要争取当上劳动模范，到北京城来看望你。

毕业后，我与老师保持着书信往来。读初中时，我给她寄过照片，她回赠我一张与小孙女的合影。1962年以后，当她得知我真的考上了师范学校，甚为欣慰，几次来信鼓励我。

我也曾经仔细回想过，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她身上有那么多优点（闪光点），但还有什么缺点、不足呢？是因为课堂上她那一口并不地道的普通话吗？是因为她偶尔在学生面前吸烟喝酒吗？显然都算不上。我认为她的缺点在于性格太急躁，对我们要求过严、过急，有点“零容忍”。她要是发起脾气来，会用拇指和食指掐住你的胳膊，使劲地摇，让你感到疼痛，受不了。有同学甚至形容这是“掐南京虼蚤”，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但没等我们当上劳动模范，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冬天，六甲班的好几位学生，借着大串联之机，跑到北京“看大字报”，接受“伟大领袖检阅”。我们和老师又见面了（老师家住朝阳门外芳草地5号，文联宿舍内）。

在北京的半个月里，我到老师家里去过好几次。一次老师挤公共汽车不慎摔伤了胳膊，正巧几位同学同时去看望她，两位读医学院女同学，一左一右，为她包扎。大家围着老师，叽叽喳喳地摆龙门阵。

老师说，邻居某奶奶，一位中学老师，被她的学生批斗，受伤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老师又说：我要是还在重庆，怕是也要挨你们批斗吧。

怎么会呢！大家七嘴八舌地否定。

一位男同学笑嘻嘻地说，梅老师，我们不会批斗你，大字报，怕还是要写一两张的。

老师笑笑，一时无语。

为这一句冒犯老师的话，我悔恨了好多年，那位同学不说，或许我也会说，因为突然想起老师“掐南京虼蚤”的事。

忽忽几十年过去，老师肯定早已不在人间了。但梅老师那张慈祥但并不美丽的脸，仍不时在眼前浮现，放射着教师特有的美丽的光辉，似乎还在等待我说些什么。亲爱的梅老师，我也是年届七旬的人了。我这一辈子，没有创下值得夸耀的业绩，也没有积下什么金钱与房产，唯一能够告慰你的是：长大后，我也成了你。

作者雍希宏，75岁，重庆交通大学退休教师，曾在中学工作20年，大学工作20年。教育理念开明，爱好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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