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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维迎被批逻辑有问题：强调富人的收益没有穷人大
作者：夏春，来源：财经智识
为什么过去经济学家不在意贫富差距？
真正让笔者放弃犹豫，拿起笔来，是在读到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一文之后。
在“大调整”特别是共同富裕政策出台时，一段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关于“贫穷与平等”的视频就在网络流传。其核心观点就三句话：
尊重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够最好地解决贫穷问题；
不需要担心贫富差距导致阶层固化，由于“富不过三代”，穷人的向上流动性充裕；
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还是会比其他社会制度更能接近了平等。
很显然，支持弗里德曼观点的人不断传播这段视频来表达对“共同富裕”政策的微词。
《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洋洋万言，完全就是这三句话的扩展版本，其中关于市场经济的优点部分（即弗里德曼的第一观点），笔者几乎完全赞同。
但信奉第二和第三观点的人显然忽视了最新的“大数据”研究成果，尽管美国和中国的富豪版排名都经常变化，甚至是“富不过一代”，但大数据显示全球各国贫富差距与向上流动性强烈负相关，中美的基尼系数分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前列，而向上流动性则分居末尾。
在美国，“美国梦”已经褪色，一半人的收入追不上父母。在中国，没办法“拼爹”时，年轻人只能“躺平”。
由于反托拉斯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对财富的破坏，以及应付国债的高税收，全球贫富差距从19世纪末不断缩小，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弗里德曼最活跃的时候，正是社会最平等的时候。
其“市场至上，监管无益，减税激励企业家努力工作”等主张深得美英政府青睐，全球贫富差距也从此开启了不断扩大之路。
如果说弗里德曼在当时说对了，那么今天张教授仍然重复其判断，而无视当下的现实，并且忽视了前文指出贫富差距是经济中一系列矛盾的因和果的研究发现，其观点就存在着误导性。
弗里德曼活跃的年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数据缺乏（库兹涅兹曲线对收入分类太宽泛，财富数据到2000年才开始重视），“因果”分析工具缺乏（90年代之后才发展起来），他的很多观点事后看都站不住脚（例如减税的激励效果，监管无益论），但却被很多早期回国的学者继承。
他们有的主张垄断是好事情，因为垄断可以带来创新（持有此观点的人显然忘记了竞争带来更多创新的理论与实证）；
有的则主张对金融行业监管越少越好，在市场竞争的自律下，从业人员与公司都会合规经营，不需要政府颁发牌照（结果就是过去这些年金融市场乱象丛生）；
有的甚至主张富人与穷人的消费差距不大，所以无须担心贫富差距问题。
经济学家长期不重视贫富差距还有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常用的效用函数下，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与收入和财富无关，仅与风险承受程度有关。也因此，过去关于赤字、债务、增长、通胀、利率的研究都没有与贫富差距挂钩。
市场与自由是否需要合理的约束？
笔者大致赞同张教授主张的“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但不清楚他说的“市场化改革”的内涵和边界到底是什么？
过去张教授主张“贪污有益发展论”，但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市场化早已过之而无不及，贪腐就是权力的市场化交易。
张教授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及“垄断”与“监管”两个词，因此不清楚他是否认同需要在改革中实施反垄断与严监管，但从文章中隐约可以看出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运作，哪怕是好的干预。
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几乎以一己之力建构了非对称信息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他非常重视贫富差距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呼吁对大企业反垄断与严监管，却被张教授批评为“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因而成为反市场的急先锋”。
换句话说，弗里德曼的第三个核心观点里的“自由”，是否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如果自由没有了约束，即使放在平等之上，社会也可能陷入到难以发展且高度不平等的境地，而这恰恰是美国的现状。那些对市场自由进行合理约束，更重视平等的国家，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象。
如果跟踪学界最新动向，就会知道芝加哥大学年轻一代的教授在反思弗里德曼思想方面的著述良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如此。
与弗里德曼及其支持者认为一切监管（政府干预）都是坏的不同，经济学家发现大量监管是有益的，以至于有芝大教授指出“最早经济学家认为监管是为了公共利益，别的学者也都是这么看待的，只有我们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来来回回折腾这么久，才回归到原来的常识”。
与张教授对企业家和市场经济充满溢美之词不同的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非常重视对企业违规违法行为的研究。
芝大教授Luigi Zingales在著作《A Capitalism for thePeople》区分了“商业”与“市场”，并指出如果不纠正那些坏的商业习俗，市场经济将难以为人民带去福利。
特权阶层与既得利益者更喜欢计划经济吗？
张教授担心政府会采取计划经济来推动共同富裕政策，笔者非常理解这种担心，但却不能理解张教授的推理逻辑。
他开篇说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喜欢计划经济，不喜欢市场经济，因为在前者可以稳赚，在后者可能亏钱。后面又说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远超计划经济的财富。
很显然，只要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在市场经济这个“大蛋糕”下既可能赚钱也可能亏钱下的期望收益大于计划经济这个“小蛋糕”下的稳健收益，他们就会强烈支持市场经济，而不是选择去破坏它，回到计划经济。
没错，假如没有市场经济，穷人会比富人更苦，但在市场经济得到维持的情况下，再强调富人的收益没有穷人大，显然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正确的比较方式，应该是穷人与富人分别在有反垄断和严监管约束与无约束的市场经济下，哪种情况更好。
退一万步说，即使因为人们的“无知”而走一段弯路，也会很快回归正途，毕竟历史的教训深刻。笔者坚信中国政府进行“大调整”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不是要走回头路。
对企业垄断行为的纵容，对合理监管的排斥，就是这样一段弯路。经济学研究有时代性，抱住70年代的弗里德曼思想不放手，不愿意面对过去20年新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无知”的表现。
对新成果感兴趣的读者，请阅读2019年诺贝尔奖得主班纳吉和杜弗洛的著作《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并一起思考如何设计和实施好的反垄断与严监管。
笔者相信江小涓教授的话，与其就理念争来争去，政策制定者更欢迎高质量数据分析揭示的真相。尽管“大调整”已经启动，但好的研究将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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