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第一台眼科手术前，我练习了1000多只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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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第一台眼科手术前，我练习了1000多只猪眼”

本文授权转自：医学界

ID：yixuejiezazhi

小儿近视、中年干眼症、老人白内障……每个人在每年龄段都可能发生眼病。

当眼睛出了问题，大家首先求助的是眼科医生。

近些年来，我国眼科发病率连年增长，然而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约有4.48万眼科医生。

平均5万人才能有1.6个眼科医生，眼科医生呈现匮乏状态，眼科医生普遍感到职业压力大，其中一些青年眼科医师更是处于流失的边缘。

每年的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在关注眼部健康的同时，我们也想听听一线的眼科医生们的心声。

他们的成长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究竟会遇到哪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职业期待？

第一次给患者做手术前，

我练习了一千多只猪眼

沿着猪眼的角膜缘弧形做3mm切口，让器械进入到眼内，将混浊的晶状体打成碎屑，然后吸出眼外，将后囊膜恢复透明，然后植入透明的人工晶体。

这是每一位眼科医生在正式上台手术前，都经历过的实操训练。

很多人认为，眼科相对轻松。但实际上，眼科医生需要进行比其他科进行更多的动物精细手术训练。

猪眼大小、结构都与人眼接近，医生们常常用它做显微镜手术训练，一次猪眼模拟手术至少要花半小时。

“在做第一例白内障手术之前，仅猪眼我就练了一千多只。”上海长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李玉珍说。

眼部手术有多精细？

李玉珍医生说，举个例子，白内障手术既要去掉混浊晶体，又要保证紧贴的后囊膜分离完整，而这个膜的厚度只有两微米。

两微米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直径的四十分之一，操作要特别稳，否则手一抖，后囊膜就破了。

从一个刚进眼科的小白，成长为主刀医生，要多长时间？

李玉珍医生算了一笔账：“前几年做住院医，要跟门诊，写病历，学检查，学沟通。获得显微手术培养机会后，前两三年仅能承担助手职责，给主刀递器械。

真正要学手术的话，外眼手术要练五六年，内眼手术要学七八年，等到能完全独立主刀做内眼手术，可能已经到了十年以后。”

“我们做眼科医生，知识的全面性要求更高，要更耐得住寂寞。”上海某三甲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周医生说。

眼睛涉及好多个交叉学科，比如物理光学、风湿免疫学、神经病学，由于很多眼科医生是临床医学出身，到了眼科几乎得从零开始系统学习。

眼科用的显微镜手术机器要双手双脚双眼双耳配合使用，即使能独立主刀内眼手术了，平时依然需要反复操练避免手生。

有些眼科医生常用左手吃饭写字做事，是为了更好地训练双手的协调性。

青年眼科医生们为何离“科”出走？

穷、忙、机会少

“有一次我给一个病人通泪道，对方说我手法不对，一把把我搡到一边，我主任用同样的手法操作，病人就满意了。”

牡丹江市某二甲医院眼科医生小徐，前几年刚参加工作，她说，“好多病人看我年轻，信不过我。”

做一名眼科医生要经过很多道苛刻考验，获得患者信任，只是其中一道。在做到独立主刀医生前，高工作量、高付出、低收入会时时考验每个年轻医生。

“主任告诉我，眼科更干净，沾血也少，等我工作了才发现，我的钱包更干净。”小徐说。

她所在的基层医院眼科患者不多，年轻医生绩效低，每个月扣除三险一金，到手工资仅2600块，工作这么久了还要啃老，小徐有点心焦。

同样心焦的，还有小徐的师兄阿宁。

他曾在北京某医院眼科工作，老老少少各种患者特别多，由于夜班、手术室轮流运转，阿宁最长一连四天没回过家。

工作压力过大，心理出现状况，最终选择离开眼科回了家乡。

一旦打开纱布，发现视力没有如期恢复，不仅患者会遭受沉重的打击，主刀医生自己也可能因内疚和挫败感被击倒。

在广州某三甲医院眼科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郑医生回忆说，自己的一个最优秀的年轻同事，就是因此中断眼科职业生涯，改做校医。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复旦大学一项对上海地区八百多名眼科临床医师，进行的职业压力与心理状态研究发现，非常多比例的眼科临床医生，处于高抑郁、高焦虑倾向状态，其中低年资医生更加明显。

除了以上三种压力，很多像小徐一样的年轻眼科医师们的苦恼，更多来自于缺乏技术实践机会。

小徐的目标是能独立做外眼整形手术。但是所处的基层医院眼科手术少，科里设备老旧，唯一能指导手术的上级医师将退休，小徐的职业发展有点尴尬。

高年资眼科医生的压力，主要来自晋升。

老郑说，大家不仅要做好临床工作，还要读研、读博、提升学历，做课题、写文章、申基金，一年中三分之一的夜晚，都在查资料写文章做科研，不堪重负是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经历过一些眼科同事离开，老郑医生很多感悟，他总结说，青年眼科医师是个有些“脆弱”的群体，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三个高流失期：

一是工作三四年后，经济撑不住，选择离开。

二是遭遇手术失败，不敢继续，职业中途夭折。

三是工作五六年后，遇到职业瓶颈，发现晋升困难，无可奈何离开。

“我理解他们的选择，但是我想，如果有看到合理回报和前途顺利的可能，大家是愿意留下来的。”老郑医生说。

医患从来不是对立面，

而是一个战壕中的队友

眼睛不仅仅是一个人体器官，它还保证一个人的生命质量，甚至会承载一家人的生活希望。

就是因为眼睛太珍贵了，很多来眼科寻回光明的患者，对治疗效果抱有过高的期待。

在眼科，很多医学生要学的第一课，就是要正确与患者沟通，对患者期待感进行管理。

从2001年重庆第三人民医院眼科5死35伤爆炸案，到2009年安徽省某医院眼科某医生被砍9刀案，再到2020年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陶勇医生被砍伤案。

伤医的原因都是患者认为花了钱，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心生怨恨，伺机报复，走向了极端。

20年前到现在，悲剧一再上演，每次惨痛的伤医事件，都将医患矛盾推向风口浪尖。

年轻的眼科医生们闯过各种难关，给黑暗中的人播下光明的种子，医患矛盾来了，怒火一点，刚长出的苗，被烧得干干净净。

为什么医患双方投向彼此的目光越来越怀疑，信任缺失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亲身遭遇过惊魂一刻的陶勇医生说，在我看来，医患双方出现问题和纠纷，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钱的问题没有解决，再就是医疗资源不均衡，以及负面信息令患者们对医疗行业的认知产生偏差。

他解释说，现在重病大病患者和家属们，背负着高额医疗费负担。经济上抗击重病能力比较差，常有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形出现。

如果求医问诊过程中花了高昂医药费，患者们会不由自主的疑虑：是不是医生给我开了不必要的药，做了不必要的手术。

同时对治疗的期望值也会变得非常高，如果治疗效果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就容易以为是医生医院有问题，站到医生的对立面。

我国眼科医生资源相对匮乏，百分之七十的眼科医生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在北上广深，每位眼科医生平均要服务数万名居民，每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患者。

每个患者来医院求医，都期望得到更多医生重视和更好的对待，但是在医院人手总是不足。

医生客观上没有办法花费时间去和患者太多沟通，要想完全达到患者的期望，其实是很难的。

还有一方面是既往一些报道，令公众对于整个医疗群体认识处于负面状态。

比如有些无良医院医生榨取高昂医疗费，被报道无限放大后，给患者们留下了整个医疗行业很差的印象。

如何缓和医患矛盾？陶勇医生希望，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在基本医疗保险结构上对一些大病、重病进行一定的倾斜，通过媒体引导公众对于医疗从业人员有更正确的看待，塑造医患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之风，让大家认识到，医患从来不是对立面，而是一个战壕中的队友，我们的医患关系才能越来越好。

期盼前景更光明，

患者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医学不是冰冷的手术刀对着抽象的病历卡，是一群温情的人互相鼓励，托着患者们的希望前行。

我们也收集了一些眼科医生的寄语：

老郑医生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患者对医生充满了像上帝一样的期待，可是医生自己也只是个凡人。如果年轻眼科医生们都看到多付出多回报的希望，我们眼科未来的春天就会越来越好。

周医生说，青年眼科医生常有职业焦虑感，我也是这样一步步过来的，长周期学习和高强度训练，是每一位眼科医生成长必经的过程。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对眼科的热爱，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学习训练中坚持下去。

李玉珍医生说，每一个医生都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名医，也是需要一点点成长的，感谢病人们信任我，能让我跟他们一起闯过治疗难关，只要病人能好转，我觉得付出也是值得的。

陶勇医生说，我们多付出一部分努力，就能帮患者多争取一份光明。希望选择了眼科作为毕生发展方向的大家，一起坚持到底，轻易不要放弃，风雨后的阳光才更美丽，我们一起走医学之路，越走越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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