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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转化率只有10%,靠什么唤醒沉睡的火山
9月4日,由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主办,健闻传媒联合主办的“医工转化,实现共赢”——第十一期生命健康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
医工转化,指的是将医学知识和经验与工程技术进行结合,从而创造出能够满足临床需求的全新的医疗产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诸如哈佛、斯坦福这样的世界顶尖大学开始投入巨资开展医工转化的研究。数十年来,全球的医工转化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
但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医工转化仍然面临许多现实障碍,大批来自医院的科研成果像一座座沉睡的火山,沉默却蕴含巨大能量。激活这些火山,不仅能够给患者带来治疗上的获益,也能推动医疗产业快速向前发展。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政府部门、三甲医院、行业协会以及投资机构的多位嘉宾代表就“如何加快推进医工转化”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医工转化,正当其时
中国的医工结合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学的工程专业与独立设置的医科类院校合并,大批重点高校先后建立了以医工转化为特征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这也是医工转化首次在中国获得实践。
1984年12月,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吴阶平院士就曾公开表示,医工结合在我国的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谈到,“我认为,临床医生要知道医疗器械设计制作中的一些特点,而制造器械的同志也应了解临床的实际需要……工厂有积极性地去开拓新产品,医生有积极性去改进医疗器械,两个积极性可促使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两方面都要为此贡献力量。”
三十多年后,医工转化的概念早已从临床专家的认知层面跃升到了国家的顶层设计。今年3月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指出,科技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第一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第二是面向经济主战场,第三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第四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是国家首次把科技创新和人民生命健康的结合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两者的结合之一就是医工转化。
另一项重要的政策也在向从业者们提示着医工转化的重要性。今年6月,国办发布《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公立医院必须走出一味追求病床扩张、诊疗规模扩张的老路,驶入依靠科研产出、成果转化的高质量发展轨道。这也被业界解读为公立医院即将释放医工转化潜能的前兆。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欧阳晨曦对此深有感触。十多年前,当他以血管外科临床医生的身份去尝试医工转化时,他还只是一名孤独的战士,自学、碰壁、不被同行理解。但如今,他每天都会接到来自临床医生的电话,和他谈想法,聊创意。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欧阳晨曦
“今年上半年,我和院长说,我可以一年转让10个专利,院长不相信。但现在才半年多了一点,阜外医院已经转让了10个了,资金接近5000万,你会发现,医工转化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潮流,大家的积极性已经起来了。”
成果的鉴定会,就像是成果的葬礼
欧阳晨曦的判断得到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的应证。通过视频形式在线参会的朱同玉说,以他所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为例,近两年的专利数量就达到了一千二百多项,医生们的钻研热情十分高涨。但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专利的转化率并不高。
“我们的成果非常多,现在等待转化的专利大概有一千八百多项。我们医口有两千多个博导,一万多名研究生,这么大体量的研究队伍,这么多专利,每年实现收入有多少呢?一到两个亿,这和我们的体量是完全不相符的。”
朱同玉说,他做过统计,国内医学院校的专利转化率大概在10%左右,高一点的像中山医院可以接近20%,但这和国外发达国家4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曾经有一位行业内的企业家告诉他,在中国,科研成果的鉴定会就像是一场葬礼,很多成果鉴定完以后就被束之高阁了,只有在职称评定时才会有人问津。
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比如说制度设计。在国内,大部分手握医学科研成果的都是高等院校和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当事业单位要把科研成果拿出去转化的时候,就会面临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的问题,首先是这个成果的价值谁来评定,是否合理;其次就是换回的资金,多少进入科研人员自己的口袋,多少再回到单位的账上。这些事不是说做不了,而是很花精力,同时还要承担廉政风险。
其次是平台支撑。国际上,发达国家在处理科技成果转化时的惯用做法是在高校成立技术转移转让办公室,并且给予充足的岗位。在国内,虽然大学也有设立技术转移转让办公室,但人员数量和编制远远不及以色列、美国、日本这些科技成果转化率高的国家。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高校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但专利转化的人才队伍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最后是专业人才的培养。这里的专业人才指的不是医生或者工程师,而是为医工转化做好服务的中间人。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杨涵对这个话题做过非常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在日本的个别大学里,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人员,保底都有8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可能来自会计事务所、律所、企业,他要懂得法律、市场、投资,甚至是政府关系。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杨涵
“他首先肯定是专利方面的法律专家,这是必须的。其次具体到医工领域,他多少要有医学背景,能够看懂产品。他还要有市场的敏感度,能够帮助产品来做推广销售。转化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它不是终点,最终你是要把学术上的某个成果变成医生患者真正愿意用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未来需要着力发展的。”
可以被唤醒的火山
有痛点和堵点,就得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个鼓舞人心的案例,来自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上海公卫中心投入了200万元的自有资金,已经带来了上亿元的科研转化成果。曾兼任上海公卫中心主任的朱同玉还分享了一个数据:过去的2020年,上海公卫中心共有14项科技成果得到转化,合同金额超过2亿元。
“我们其实是自己建立了一套专利转化的体系。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科技成果的成本核算制度,哪些东西要算进去,哪些东西不能算;比如成果转化成立了公司,公司怎么来运营管理,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议来确定这些规则,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上海市专利转化的试点单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公卫中心还按照转化流程设计出了一套小程序,所有进入转化流程的科技成果,都可以在小程序上进行操作和查看,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也为后续的试点推广提供了可能。
除了制度上的突破,如何借力资本和产业来推动医工转化,也是当天嘉宾们热议的话题。上海敦复医疗投资管理集团CEO卓光嵩表示,医工转化到了后期,普遍会面临医疗专业之外的企业管理问题,他曾合作过一个医学成果转化项目,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方明确表示,自己只专注于产品研发,其它所有事项,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都要由企业来负责打通。
“我就是想说,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或者专家,自己没办法全身心地入局,多和产业界或者投资界来合作。现在的创新已经过了那个靠想法就能成功的阶段了,它既需要横向的协作,也需要纵向的接力,把技术、企业和资本真正融合在一起。”
但无论是制度设计,嫁接资本,还是平台搭建、人才培养,想要真正把医工转化这件事做大做好,就不能光靠一家医院,一家企业,而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综合性平台,来承载上述所有的配套服务。
今年,由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和绍兴市滨海新区管委会共同发起设立的“长三角(绍兴)高端医疗器械技术转化中心”正式落地,这也是国内在医工转化上的一次重要的破局之举。绍兴市滨海新区汇集了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两大浙江省级万亩千亿产业发展平台,正好是医工转化的两端。
绍兴市滨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郑华表示,设立长三角(绍兴)高端医疗器械技术转化中心的目的,就是让医疗人才只要带着技术来,就能在这里实现从零到一的全过程。
“我们希望通过和协会的合作,借助这个平台把创新端到应用端的全链路打通,带动医疗创新技术的落地,培养更多的有潜力的创新企业,走出一条更有力的产业化道路,我们不是管理者,我们就是大家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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