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片子才8.9，还能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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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片子才8.9，还能再高

时光撰稿人 | 俏贤

王祖贤终身吹捧协会会长。

去年威尼斯电影节宣布将终身成就奖颁给一位中国导演——许鞍华。

当时73岁的她，作为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可谓实至名归。

梦幻同框：凯特·布兰切特为许鞍华颁奖

提起许鞍华，大多离不开她身上独特的香港城市印记。

她的作品，又时常散发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墨香，《男人四十》里张学友饰演的国文老师，是个李白迷，总会用粤语念上几句古诗。

很少有人知道，许鞍华迷恋电影之前，其实是香港大学的硕士高材生，曾说名言“如果电影是我的老公，文学就是我的情妇。”

要想真正了解许鞍华，最好的素材还是她的作品。

正如她在纪录片《好好拍电影》里所说的那样，“如果观众对我的认识是从电影开始，应该也是以电影为终。”

《好好拍电影》是以许鞍华为第一主角的人物纪录片。她难得地从摄影机后走到摄影机前，试图向观众剖白往生四十余载的光影漫途。

家人、童年乃至于文学，都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这些印记伴随淙淙胶卷，融入作品之中。

1947年，许鞍华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中，名中的“鞍”字，取自于她的出生地地名“鞍山”。

童年许鞍华与父母合照

没错，许鞍华并非香港本土人。她生于辽宁鞍山，是个“东北人”。

两个月大时，许鞍华随父母迁居住澳门，后又奔赴香港。

得益于外祖父与父亲对古典文学的热爱，许鞍华打小热爱诗书。因此她的电影中，多有中国古诗词的影子。

自传性影片《客途秋恨》，小女孩背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片段，就来自于许鞍华本人童年的经历。

童年对许鞍华的影响，直接体现在许鞍华之后的许多作品中。在许鞍华的记忆里，她的快乐多源自姥姥姥爷，而她的恐惧，多来自于她的母亲。

许鞍华和母亲

许鞍华在纪录片中这样形容小时候看到的母亲，“很凶，很少说话，说话声音很大”。

直到她十五六岁知道母亲身为日本人的身份后，才恍然意识到母亲的艰辛与不易。

而这段回忆，促成《客途秋恨》的主体故事——即一对母女，从隔阂走向相惜的过程。

除了《客途秋恨》，后来广为人知的那部《桃姐》，同样也受到母亲影响。

纪录片中细致拍摄许鞍华与母亲相处时的状态，她对待现在年迈体弱的母亲，就像对待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

母女关系早已变得缓和，是通过生活的成长，还是作品的和解，唯有当事人才知晓。

在家人采访环节，许鞍华的妹妹表示，也不是没有考虑过送母亲去养老院。但许鞍华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

许鞍华正是在为母亲走访各大养老院后，才诞生拍摄《桃姐》的灵感。

在许鞍华看来，将母亲送往养老院，对她来说，就像是一种无法饶恕的遗弃。

而这种愧疚，也直接影响到《桃姐》，主演叶德娴炉火纯青的演技，完美再现香港底层空巢老人的养老窘状，主题又掺杂许鞍华本人对年老的忧虑与死亡的思考。

许鞍华毫不避讳地坦明周身经历对她今后作品的影响，作为一位充满人关怀的导演，她总能敏锐地捕捉到零碎生活中的人性光辉。

悉数她以往的作品，总绕不开《天水围的日与夜》与《天水围的夜与雾》。它们的温情与残忍，或将照见其创作世界中两个极端。

她拍香港，却只拍碎末市民，拍眼底积陈的疲惫，拍家中烟火、菜场街市，绕到香港欣欣向上的经济阳面后，看顾到那些底层生活于背后折射出的苦闷与微芒，所以她才会是香港导演中最特别的那个。

当然，抛开作品而言，《好好拍电影》也占据不少篇幅记录徐鞍华本人生活中的状态。

终生未嫁，租房度日，生活拮据，连她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会赚钱的人。

商业和艺术成为创作上绕不开的矛盾点。

拍大制作总是赔钱，她信誓旦旦地说要拍成商业片，代表票房的刘德华一来，听她说的，又还是各种艺术表达。

生活中的许鞍华也喜欢撸猫为乐，座谈时常有不合年龄的俏皮表情，从不避讳在镜头前哈哈大笑。

因为身材臃肿，穿不进赞助方的礼服，她会略带羞怯地在颁奖礼上致歉。

70余岁仍嚷着自己想整容、减肥，年龄焦虑和身材焦虑一个不落，也会遗憾自己没有结婚生子。

然而我们能够合理怀疑，她只是在为缺乏一段能拍成电影的经验而遗憾，毕竟她早已头也不回地一直游到光影的深处，自得其乐。

荣获威尼斯终生成就奖的台上，她光彩自信，口语伶俐，颇具大家风范。

无数次登上金像奖的舞台，她喜极而泣，感谢香港，感谢香港电影。

殊不知香港电影成就了她，而她从金像奖成立之初，就站在那个舞台上，也成就了香港电影。

侯孝贤也要感叹香港影坛创作不易

镜头之外的许鞍华，一贯保持着寻常香港市民的朴素。

她在纪录片中笑言，“自己并不是一个能留得住好东西的人”。若有什么好东西，一定会先想着家人。

如此，也使得她的作品少有华丽炫技的场面，亦如她的生活作风般，简单、清爽。

在电影《黄金时代》里，主角萧红曾说，你知道我别无所求，我只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写写东西。

这也是许鞍华本人的生活写照。她喜静大于动，常一个人，也不善出声。生活如此，工作亦如此。

片场中的许鞍华不似杜琪峰那般雷霆万钧，也不似王晶那般欢脱跳跃，工作里的她，常予人一种迟缓的“钝感”。

她对痛麻木，对艰苦的拍摄环境麻木，她的敏感与苛刻全投入在了创作中。

可以坐着轮椅在摄像机后连续坐上十多个小时，不叫一声苦和累，但却无法忍受某句台词不合心意，因而在编剧的选择上，比许多导演都要慎重。

拍摄中，时常会因为太沉迷，而摔倒磕伤，甚至流血，她倒像块海绵，往往只是挥挥手，对工作人员说一声“没事”，便恢复到拍摄工作中去。

而对演员，她却极其疼惜。拍摄《明月几时有》时，有一场戏需要往主演周迅身上抹泥。

她亲自上手，一边抹一边对周迅反复说着抱歉，姿态谦逊，亲力亲为，这是一个“走到人跟前面对着面”的许鞍华。

许鞍华身上，浓缩着香港老一代电影制作人的传统与坚持。

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导演为了减缩成本，引入人工置景、绿幕合成来达成影片效果，而许鞍华更是少有地坚持“实景实拍”的导演。

《明月几时有》时，她坚持依照文本背景，将选景地聚焦在香港本土上世纪初的历史遗址中。更是亲自实地探访，亲临古宅旧物、山野丛林。雨天里，她身着筒靴，踩在河泥中，指导水上船戏。

对她来说，成活是要“入魔”的。

只有废寝忘食、精益求精，才能达到她想要的状态。

在片场出事故，是许鞍华的常态

同样也是《黄金时代》，同样也是萧红，她曾在面对“（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时，留下一句“因为世上有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

对许鞍华而言，电影就是让她无法瞑目的存在。

百年之后，人们会记得香港，会记得香港电影，但也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位导演，记录下完整的香港。

而她始终在好好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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