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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华使者承天赦，宣布纶音往夷域丨明代会同馆制度及外贸的分析
“皇华使者承天赦，宣布纶音往夷域。”——这句诗出自明代诗人马欢所著的《纪行诗》，它所赞颂的正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骄傲——郑和七下西洋。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中曾对郑和下西洋有过这样的描述：“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这句略感悲怆的评价一方面道出了郑和七下西洋对于古代中国的伟大意义。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郑和之后中国古代远航产业全面萎缩，最后竟再无“郑和”之类的远航家领导远航，继而落后于世界而导致中国近代被列强欺压的感慨。
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与意义，近五百多年来历史学界的评价从未得到统一。一说是明成祖朱棣恐建文帝流落海外对其统治地位造成威胁。
另一说是为了抵御同为蒙古帝国部分的帖木儿帝国的骚扰，去海外寻求援助；再一说就是明成祖即位以后，由于得位不正。
为了巩固统治，派人七下西洋，践行明初太祖所制定的“通好他国，怀柔远人”的外交政治理念，以宣示自己正统的地位。
通过分析历史背景与相关史料，笔者更偏向于第三种，原因无非以下：对于这样一个耗资巨大，可谓劳民伤财的国家战略行动。
单纯以寻找建文和抵御一个行将就木的国家为缘由来解释太过儿戏，虽在明代中国为封建专制国家，但对于明成祖这样一代雄主，决策绝非儿戏。
不会任由自我而决定，故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正为第三类学说：践行明初以来所制定的“通好他国，怀柔远人”的战略。
为明朝赢得一个稳定的外交政治环境，进而在已知世界内建立一个以大明为主导，朝贡体系为支撑的政治体系。
从结果论而言此次政治行动无疑是成功的，郑和的船队在七次航行间最远到达了东非、红海等地。
为明朝的朝贡体系纳入了更多的国家，数量众多，完成了既定目标。而此时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明代的朝贡体系是怎样运行的？
其间有何变迁？对于这样的疑问的讨论就引出了本文的主题：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时也有专门接待外来使臣的专门机构，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临时安排，这个机构就是会同馆。
会同馆的用途包括：接待外来使臣，为其提供食宿。教其明代礼仪，方便其之后面见上位；最后就是提供贸易之所。
而同样非常重要的朝贡贸易则在之后进行。本文将分别介绍分析有明一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便于读者更好的了解两者的关系。
一、会同馆的历史发展及其作用1、会同馆的历史发展
“明初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由《大明会典》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会同馆在明代初期就被设立了，且开始时设置在首都，从明成祖朱棣靖难迁都北京之后其也随之迁移到北京地区。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在明代会同馆的地位是很高的，始设置于首都地区，受到中央极大的重视。
之后由于考虑到现实需要，因为在明代，中华地区与海外的交流就很频繁了，特别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
有很多东南亚及东非中东地区的国家前来朝贡，这是不同于以往传统的西北游牧民族与西南地区蛮族来朝贡的传统朝贡体系的。
故为了方便不同方向的民族国家前来朝贡，在正统三年的时候，大明中央政府将会同馆分为南北二馆，其中南馆有三所。
主要是为了接待西南少数民族及东南沿海登陆的东南亚及东非地区的国家的朝贡使者。
而北馆则有六所，负责接待西北、东北以及朝鲜日本地区的朝贡使者。之后一直到明代灭亡，基本上一直按照此种设置会同馆接待外来朝贡的使臣。
2、会同馆的归属问题
关于会同馆的归属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历史学界争论的议题之一，其争论点主要在于明代政府设置会同馆时考虑得不周。
《职官四》在南京兵部条中这样记载：“所辖，典牧所，提领一人，会同馆，大胜关，各大使一人”从这条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会同馆的管理权是属于兵部的。
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就出在其使用者——各国朝贡人员的管理权上。在《明史》中有具体记载：“主客司分管诸蕃朝贡接待给赐之事。”
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各国来明朝贡使臣的管理是归礼部所属的主客司管辖的。这样就造成一个矛盾——外来朝贡使臣所居住之地会同馆归兵部所辖，而外来朝贡使臣在会同馆的管理则归礼部所属的主客司管辖。
这样就犯了管理上的大忌——责任归属权不确定。若出意外，定会互相推诿，笔者不理解明代中央初设会同馆时怎会如此安排。
后来查阅史料，之后果然矛盾不断，如正德三年，有会同馆礼部官员向中央反映：“会同馆大使等官，不能铃束夫牌人等，乞俱所各国通事，序班等官约束。”
中央内阁得知后非常愤怒，责令兵部整改，之后会同馆的管辖权慢慢由兵部转往礼部，终于在嘉靖十年。
嘉靖皇帝下令：“凡两馆事务，夫役，令俱属提督官管理，兵部该司不许侵扰干预。”从此以后，会同馆的管辖权彻底归礼部所有。
3、会同馆的职责
在介绍会同馆的职责之前，应先清晰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明代的对外基本国策就是“通好他国，怀柔远人”，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去分析会同馆的职责就会更好理解。
简单而言，会同馆的职责就是为外来朝贡使臣尽量提供便利，方便其一切，向其展示天朝上国的风范。
首先，会同馆需要免费高标准的负责往来朝贡使臣的日常起居，包括，饮食，看病等日常需要。
《日本一鉴》中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给肉半斛，酒半瓶。”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明代对朝贡使臣的供给标准非常之高，在生产力落后的明代，达到如此标准实属不易。
其次，会同馆需要负责对朝贡使臣的赏赐，永乐十九年，上曰：“朝廷驭四夷，当怀之以恩。”
这时对朝贡使臣的赏赐就是会同馆负责的。最后就是负责处理贡使来华后所犯之事，如酗酒闹事等。
明代皇帝对于此类情形的处理一般为本着怀柔远人的原则对贡使予以开脱。而在开脱之后，贡使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都需要会同馆承担。
上述一切都是会同馆的职责，可以看出，明廷对于朝贡使臣异常纵容，对其接待标准之高不可想象。
对其赏赐之厚不可想象，对其纵容之深不可想象，这三大不可想象为会同馆及其所设地区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为明中后期地方财政系统崩溃埋下了隐患。
二、明代的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的对外朝贡贸易是很扭曲的，对于所谓的朝贡贸易，笔者认为其不可称之为真正的贸易，传统的贸易是等价交换。
以相同价值的物品作交换，而明代的朝贡贸易则更像是一种赏赐，一般对于来朝贡的使臣，明代政府通常会清点其所带贡品的数量，估算其价值，再回赠于十数倍的赏赐。
许多蕞尔小国来华朝贡的直接目的就是获利，这与明中央彰显国威的初衷相背离。甚至于在明代中后期。
中央内阁也经常感到“如贡即频，烦荣太甚”，进而限制朝贡次数来缓解这种矛盾，但此措施一出即引起周边国家不满，有时为了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只好作罢。
而对于真正的贸易，明朝廷却大加阻拦。如限制在贸易地点只能在会同馆内进行，如“凡遇开市，令宛平、大兴二县委官送铺户如馆。”
这种措施得到了朝贡使臣与民间贸易团体的极力反对，但是这种限制还是在有明一代长期存在。
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防止民间与外界勾结进而损伤明代统治，可以说这种限制极大的限制了明代朝贡贸易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总结
明代的朝贡制度虽有所收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但总体上弊病太多，如初期会同馆的归属权问题。
对外朝贡贸易过于受制于“怀柔远人”的桎梏以及真正的双方民间贸易因各种原因受制于政府等。
如今的人们应从明代朝贡贸易体系中得到启发，更好的看待如今社会的各种现象。
参考文献
《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魏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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