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施效颦的“天府少年团”，为何难以成为下一个TF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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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施效颦的“天府少年团”，为何难以成为下一个TFboys？

今日看点

随着选秀和直播兴起，明星艺人逐渐低龄化，养成系大行其道，一些娱乐经纪公司热衷打造低龄偶像，想在偶像市场瓜分红利。8月20日，由平均年龄8岁的7名成员组成的“天府少年团”首次亮相便迅速引爆微博等社交平台，因组合成员年龄问题受到网友的吐槽和质疑，成团短短四天后迅速宣布解散，成为内娱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偶像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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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想到，成团短短四天后，天府少年团（后改名熊猫少儿艺术团Panda boys）又迅速宣布解散，成为内娱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偶像男团。解散虽已成事实，但社会各界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探讨却仍未结束。这场荒唐闹剧的背后，或许反映出当前我国文娱行业发展“自省难自觉”的草莽状态，侥幸心理依然存在，投机行为蠢蠢欲动。

四天闹剧，一场荒唐

过去半年，国内对于偶像产业的政策监管不断加码，导火索是上半年爱奇艺推出的网络综艺节目《青春有你3》中部分选手粉丝“倒牛奶应援”行为产生的巨大争议，这一节目后遭停播。

5月，北京市广电局发文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偶像养成类节目，8月，国家广电总局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艺节目专项排查整治活动，明令严控偶像养成类节目。正当全行业绷紧“合规”发展之弦时，8月20日，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在网络平台宣布旗下偶像组合天府少年团PANDABOYS携首张单曲在成都正式出道，不偏不倚正撞在“枪口”上。

相比音乐作品，更受人关注的是这支平均年龄在八岁的低幼团体本身。这一群体的高度特殊性令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经纪公司如何引导这群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低龄儿童在公众面前管控自身言行，进而维持事先设定的“偶像”人设？又如何在集中开展演艺技能培训的同时兼顾文化课程学习的客观需求，避免在以后获得“没有文化”的公众评价？更重要的是，当前不甚成熟的国内文化工业体系生产出的“低龄偶像产品”如何获得持续生命力？团队成员如何吸取过往经验教训，以致不被喧闹混乱的“粉丝经济”反噬？

在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指责面前，经纪公司解释本无心运作资本、无意触碰“饭圈文化”，而计划通过正能量价值观的持续输出，将这一团体打造成为新一代少年榜样，从而区别于以往国内唱跳偶像团体的运作理念。

但此般模糊回应却难以服众，更何况其言行前后矛盾难免令人心生质疑。就经纪公司自身而言，前期为培训团队成员而投入的大量资金如何实现回报？仅仅依靠公司所谓的旨在宣传“天府文化”的公益性活动，还是另有其他机构的资金支持？团队成员家庭与经济公司达成协议中是否涉及“分账”条目？

此外，运营资质本就成疑的时代星空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司在官网简介中旗帜鲜明地将自身定位为专业孵化打造艺人流水线的文娱企业，而其在今年年初项目选拔活动上也曾公开宣称“此次旨在通过专业偶像养成模式以及强大娱乐资源为中国及整个亚洲地区输出未来的优质偶像”。这种妄图流水线生产“低龄偶像”的商业行径，即使经过“艺术包装”，也无法掩盖其功利的本质。

或许明眼人都能看出，经纪公司之所以费心费力，主要看中这一年龄群体在国内文娱市场开发运作中的差异商业特质，而普遍低龄的团队成员选择也无异于人为拓展团体的市场盈利周期。但这种以资本逻辑扭曲个人成长生理规律，以商业回报衡量成员发展社会价值的粗暴模式，始终难以成为我国偶像养成产业的常规路径。

也因此，宣布成团后不久后，央视网、共青团中央等官媒相继发文表态，无不强调偶像养成产业发展绝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代价的基本原则。而央视官方微博更是犀利撰文点评“8岁成团，字都认不全，就开始认钱”。

8月24日，在巨大争议中，天府少年团最终宣告解散。

图片来源于网络 ▲

屡禁不止，氪金无道

“过度低龄化”从来都是我国文娱行业不可触碰的生产红线。

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横空出世，为无数草根女孩编造“一夜成名”童话，次年该节目更引发万人空巷的追星效应，比赛中走出的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人至今仍是华语乐坛中坚力量。“全民选秀”时代到来也造成“娱乐至死”的危机，其中，大量未成年女生为参加“超女”比赛而出现“逃课”“低俗模仿”等行为引发公众关注。

于是，2006年第三届《超级女声》海选启动时，“参赛者必须年满18周岁”成为报名硬性要求，其实则受到国家广电总局同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的要求，旨在提升文娱行业准入门槛，着力改善过度娱乐化倾向。

2004年超级女声全国季军张含韵参加比赛时年仅14岁，2005年超级女生全国第六名黄雅莉参加比赛时年仅16岁｜ 图片来源于网络 ▲

之后，另一档现象级电视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更是直接导致后来“限童令”的出台。在这档强调亲子代际亲密互动的综艺节目中，王诗龄（导演王岳伦和主持人李湘之女）等明星子女成为绝对的镜头焦点，但随着节目进程的推进，围绕明星家庭教育理念、消费习惯、思维逻辑等的探讨愈发热烈。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规定明确要求从数量、节目内容、播出时间等方面严格控制未成年人参加电视节目。随后，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弃台转网，浙江卫视《爸爸回来了》直接停播。此后，国内上星频道中鲜少出现以儿童为常设嘉宾的综艺节目。

再说回天府少年团事件。对于经纪公司这一直接幕后推手而言，过早将“短期速成”的低龄偶像艺人推向市场实则冒着巨大风险，因其或将面对文娱市场高度不确定性和同类竞品的激烈竞争，得失往往难以预测。但在当前传播生态环境显著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偶像塑造的过程有了更为多元平台，也因此这一群体被迫更频繁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这或许直接催生了低龄养成偶像现象的出现。

社会学者戈夫曼曾提出“人际互动存在着前台和后台两个区域，而个体因场景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的行为逻辑”，换言之，公众追捧的偶像或许在前台还端着架子，到了后台却立刻敞起了褂子。

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前台与后台间划分也更为模糊，过往从不对公众公开的大量后台区域变成前台，并逐渐成为吸引粉丝、运作偶像、获取收益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在舞台表演之外，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偶像以近乎“真实”的状态出现在镜头面前的时刻。

长期活跃在公众视野之中，更深刻契合受众对于“养成”诉求的期待。所谓“养成系”是以培养、陪伴为诉求，粉丝在过程中深度参与偶像的发展成长，并在其成功中投入大量资金和情感的造星模式，其起源于日本，并通过AKB48等本土组合的成功运作而逐渐成熟。

因为这一模式的存在，进而行业出现所谓“妈妈粉”“阿姨粉”等群体，她们通过无处不在的凝视与参与，将个人情感偏好深刻投射至喜爱支持的公众形象身上，从而在心理层面实现个体意志的深刻渗透，获得更为深刻的满足感。在不少从业者的固有认知里，“养成系”与“低龄化”天然产生关联，具体而言，“养成”因“低龄”而更为持久深刻，“低龄”也因“养成”具备更为多样可能。

“天府少年团”的出现并非国内低龄偶像团体滥觞。从时间历程来看，自时代峰峻推出TFboys组合大获成功起，国内偶像养成团体愈发呈现低龄化趋势，资本瞄准“养成系”先后入场。此后，除时代峰峻趁热推出二代、三代团外，乐华娱乐等公司也先后推出低龄偶像组合，除少数个例外大多最终销声匿迹。或许因为TFBOYS的成功足以令资本趋之若鹜，尤其今年偶像选秀节目遭遇封禁，一度令经纪公司发现以偶像养成团体填补市场需求的可能。

在外界看来，“天府少年团”与TFBOYS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无论有意无意，同样标榜“打造低龄偶像组合”的两者难免进行一番比较，但为何“天府少年团”最终只能吞下苦涩的后果？

乐华娱乐的养成式非限定新男子偶像组合YHBOYS｜ 图片来源于网络 ▲

2013年TFBOYS正式出道时，王俊凯年仅14岁，而易烊千玺和王源则同为13岁。作为国内首个“少年养成系”男团，出道之初备受争议和讨论，甚至引发群嘲，其中就包括公众对于年龄问题的质疑，而直至近年团队成员先后成年、逐渐厘清市场定位并取得实绩后，才被更为广泛的市场受众接受。

相较之下，“天府少年团”中更为低幼的组合成员无疑成为点燃公众心中忿忿的直接导火索。此外，面对与彼时截然不同的信息传播环境，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社会公众得以更为敏捷、完整地掌握信息，传递公众关注，进而引导事件走向。正如此次事件中集中于社会平台的公众舆论极大推进相关部门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与处理。

此外，此次“天府少年团”的落魄收场，或也与连日来国内一批偶像艺人的先后“塌房”事件难脱干系。对于社会公众、尤其是“偶像经济”的忠实受众而言，突然从过往溢美之辞和心理投射构建的完美偶像幻觉中清醒过来，内心积聚的失望情绪进而转化成极度愤怒的言行表达，于是他们纷纷以个人之力讨伐文娱行业乱象，强烈要求肃清不正之风。表面上是斥责“天府少年团”事件的不满，实则表达出受众对于国内偶像产业长此以往畸形发展的疲态与失落。

低龄不是趣味，行业仍需引导

“天府少年团”最终在舆论重压下解散，但这仍难以宣告行业健康发展时代的到来。打开短视频软件，无数稚嫩脸庞成为镜头焦点，他们或可爱或呆萌，或才艺满满，或能言善辩，“童颜”仍是“注意力经济”时代用以裹挟流量的不二利器。尤其在这个信息高度公开的时代，所有人毫无征兆地随时暴露在公众面前，而同样面对着无所不在的“镜头”，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却趋之若鹜。

日常分享确是人之常情，“借童获利”却是失德之举，尤其是当这种无止尽曝光已经对儿童自身正常的身心发展与社会交往产生负面影响时，如果不及时喊“停”，后果难以设想。“天府少年团”事件给予社会公众的最大启示，仍应是时刻警惕藏匿“圆梦”幌子下的无耻牟利行为。早在2019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强调未成年人节目不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星子女。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提出严禁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为的要求。但政策高压下仍不时可见偷钻空子的逐利行为，说明当前在制定和执行法规层面仍存在不足。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强调，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时，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采取保护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当前，各级相关部门仍需在源头严格管控那些为低龄偶像现象的出现提供便利的社会机构，加强对于事关文娱领域公众舆情的实时把握，通过持续建立严格细致的行业规则，从而矫正文娱市场的不正之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

“揠苗助长”式的年少成名背后，必然涉及儿童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职责缺位。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功利心愿，变成艺术包装的“虐童行为”，让儿童过早暴露在复杂混乱的娱乐环境之中，让无尽通告剥夺他们本应拥有的轻松童年时光，无论最终成名与否，都不应是低龄儿童应该面对的境遇。

娱乐圈有句俗语“出名要趁早”，早期，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港澳台地区的当红艺人，大多在年少时期被星探挖掘出道或参加比赛出名。

但年少成名除了带来无尽的名利泡沫外，本人也必然面对异于常人的痛苦与烦恼。对于低幼儿童的家长而言，时刻本着对孩子负责人态度，客观衡量偶像练习出道模式的利弊得失，尤其摒弃短视的逐利心理，避免沦为“资本游戏”的傀儡，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进而积极引导孩子扎实根基、拓展视野、积累经历，从而为未来某天的厚积薄发积蓄能量。

参考文献：

[1]时评:别让偶像低龄化催生现实版"伤仲永"

http://www.jcrb.com/opinion/zywy/202108/t20210825_2312490.html

[2]低龄偶像，在抹杀孩子成长的珍贵岁月

https://new.qq.com/rain/a/20210822A09WPR00

[3]急速解散的“天府少年团”：出道仅4天，偶像低龄化备受争议

https://new.qq.com/rain/a/20210825A0DHLN00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美编 | 李承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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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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